来源：欧洲金靴 贝克足球 

延边北国、四川FC、辽宁宏运、上海申鑫、福建天信、湖南湘涛、宁夏火凤凰、广西宝韵、保定容大……

2020年冬天中国足坛的悲景，实质是2019年夏天就该爆发的一系列解散狂潮、由于彼时政治维稳（国庆+足协换届）被强制压下而苟活半年之后的复爆。

少部分中甲下游球队和大部分中乙球队的集体性爆炸，原因并不复杂，大致有二：

① 近十年时间，某些中超顶层巨头们掀起金元巨浪，以非职业非科学的薪酬和转会费，打破、重塑了买卖规则，致使整个中国足球市场的供求生态不平衡被进一步的放大，底层投资人的经济压力空前高涨；

② 中国足协的前届班子不顾现实，对中甲中乙施加过于严苛的青训准入审计，一刀切式地要求中乙俱乐部建立超出自身成本承载力的梯队队伍（2020赛季要求四级梯队），将本该属于顶层设计、举国架构内的“国家任务”即青少年青训，丢给了连成年队都养活困难的中乙俱乐部，这也导致了中乙太多用虚假梯队蒙混过关的情况。想想，青超联赛某些场次夸张的比分怎么来的？

第一条是显性的，第二条则是很多中乙投资人有苦难言的。

壹。

关于中乙俱乐部建梯队

根据2018版《中国足球协会乙级联赛俱乐部准入规程》，2020赛季，中乙球队须有4支梯队。

如此强制要求中乙设立梯队，涉及的人员选拔、训练食宿、教练薪酬、小球员背后的家庭教育沟通………这些或硬性或软性的成本，全都压在了中乙投资人的身上。

这就使中乙联赛的功能定位产生了疑问：中乙到底是公益性质的普及性联赛，还是求生存谋发展的职业联赛？

至少目前看来，后者应该是中乙的诉求，毕竟普及性的任务应该更多交给校园联赛（可惜我国的中小学校园联赛的推广运营也不算成功），但是打造职业联赛的这个诉求，现在的中乙完成得很失败。

顶层的最高级别职业联赛，如中超，笔者一直主张政企分离、建立职业联盟、足协与体育总局减少行政干预；但是底层的民间青训，其依托主体必须是国家力量。

因为资本都是短视的，中甲、中乙投资人的目的只可能是成年队短期内快速出成绩、为母司业务的宣发形成助力。

绝对不可能指望资本家去“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地搞青训，那是天方夜谭。如果管理部门带有这样的愿景、甚至于颁布强制性政令，那只会成批量地吓退基层投资人。

就像研发一部手机、鼓弄一个软件，这样快速变现的产品，可以交给民间资本去钻营；但是如高铁、地铁、国际机场等成本回收周期漫长的民生项目，必须依靠国企、依靠公有制的土地制度，才能迅速破土实现。

现实就是，即便是民营资本操持青训，大部分都会落入到“功利青训”的桎梏中无法自拔。

低年龄段的青超联赛，乱开大脚、只知拼身体和速度的现象屡见不鲜，因为大家的目的只有一个：赢球拿冠军、回报投资人。至于什么战术思考、以及配合肌体成长的慢性训练方式，几乎不存在。

在6-12岁最该去理解和热爱足球、在场上培养基本功和大局观的年龄阶段，太多青训教练教给孩子的不仅是“拼身体”、“开大脚”，甚至还会为了胜利不择手段地去教孩子们如何假摔、如何骗点球……

人之罪，皆是制度与环境之祸。压力之下，你也怪不得那些青训教练，大家都是要恰饭的。

青训，必须依靠行政。这样的制度在过往，其实就是几十年来为中国体育输送了不计其数的人才的‘省市体委负责制’与‘体校制度’。

这样的社会主义性质的体育人才培养制度，绝不该在今天市场化和私有化的大潮里被扔进垃圾桶。

举一个江苏足球的例子：2008赛季江苏舜天成功冲超，彼时队内几乎没有苏籍球员；而十年后的2017赛季，江苏苏宁易购以小组第一从亚冠出线，队内近80%均为江苏本省球员。

变化原因何在？正是在2011年，江苏省足管中心恢复了省内13所地级市业余体校，重新开始启动足球项目。在此基础上，原足管中心开始下到基层选拔，组建江苏省各级梯队，战果斐然：

2013年江苏足球获全运会男子甲组第六名；

2015年江苏足球获青运会男子甲组亚军；

2017年江苏足球获全运会男子甲组第五名、乙组第四名。

与举国体制一脉相承的业余体校制度，其最大的优势在于可以最大限度地整合与调动社会资源，从而形成体校-省市代表队-职业俱乐部-国字号队伍的输送网络。

我不禁要问：为什么与我国意识形态、社会结构、群体价值观极为相似的乌兹别克斯坦，能够把业余体校制度重新恢复起来，我们就不行？为什么社会制度和我们天壤之别的德国，可以借鉴前东德的业余体校制度，而建立“精英足球学院”，我们就得一天到晚学日本、学巴西、学越南……

学来学去，丢了自己传统的东西，成了四不像。

梯队之求，可以鼓励中乙俱乐部去搭建，但绝不可在基层足球人口匮乏的现状里去用政策强制。

也许在通常理论中，梯队是一家职业俱乐部的必备成分，但那是建立在社会足球文化成型、底层参与人数众多的情形中才可实现、才显得理所应当。

因而，或许我们首先要考量的应当是动员和拉回那些逃跑的资本，只有联赛运行起来，文化才有繁衍土壤，梯队才有源水可取。否则今日欠薪、明日解散的中乙生态，谈梯队只能是强人所难、空中楼阁。

贰。

关于中乙的U21要求

当前中乙联赛依然执行必须出场U21球员的刚性条款，违者自然是重罚。除了像青岛中能这样青训根基雄实的俱乐部，大部分中乙球队的U21均有应付政策之嫌。

脑门顶上高悬着惩罚措施，不得已而为之。

相比于中乙的惩罚机制，日本J2、J3联赛从2020赛季开始施行的U21政策，则是带有鼓励性质的奖励机制：

① U21球员出场时间达标的J2球队，奖励300万日元（约19.2万人民币），J3球队奖励200万日元（约12.8万人民币）。

② 达标标准为：J2球队U21球员赛季总出场时间总计达到3780分钟以上，J3为3240分钟以上，门将出场时间双倍。

这样的奖励金额，差不多就是一名日本U21球员的年薪，等于是日本足协用奖励的方式，为俱乐部队内的某一名优秀菁英担负了工资。

如此举措，大大减轻了俱乐部的压力。因为并非强制，所以“有则领钱，无则加勉”。

反观我们的中乙，不容乐观。

由于中超的U23政策作祟，加之整体人才的缺贫，大部分极度优秀的U21球员（不需要靠政策也能踢主力）早早地就被挖去了中超或者海外镀金、脱离了中乙平台。

留在中乙的，都是相当稚嫩的娃娃。他们凭借政策获得了不合理的薪资，不但进一步增大了中乙投资人的压力，更是挤压了其他大龄主力的出场时间，也一定程度拉低了中乙的水准、败坏了职业足球的风气。

因而，其实中国足协也可以对中乙进行奖励机制的U21政策，钱从何来呢？我们之前已经说了无数遍了：就从已经累积达16亿人民币的中超外援调节费里拨款。

这外援调节费，既因为中国足协身为行政部门却没有收费许可证、又因为所谓的“足球发展基金会”受到国家《基金会管理条例》约束而不接受各俱乐部调节费名义上的“募捐”，而只能放在中超公司的户头——但这又因为足协自诩为商业社团，便又违背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中的财务转移规定……

既然无处安放，莫不如拿出来奖励中乙。鼓励U21出场也好、鼓励建设梯队也罢，总之有鼓励就一定会有出头鸟，也是客观上促进头部中乙球队的加快自给、夯实根基。

叁。

关于中乙投资压力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