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欧洲金靴 贝克足球 

2015年2月27日，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上，审议通过了《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受到全国关注的足球改革，彼时嵌入于整个国家系统的改革战略之中，轰轰烈烈地开始了。

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下文均称《总体方案》）于2015年1月26日经国务院审议通过，报由中央深改领导小组进行审议。

2015年3月24日，中国足球协会在京召开第十届执委会第四次会议，正式提出落实足改方案。

当时光流逝，五年一个周期之后再度回眸旧案，足改与足改精神落地落实了多少？我们的各级别国字号队伍和俱乐部赛事取得了多少进步？我们的青训与青训赛事在规模与吸纳足球人口两个层面是否达到了期望？

今天，通过对当时具体规划的回溯，我们可一窥这是收获的五年，还是失去的五年。

规划一

“三个目标”，即“三步走”战略

所谓三个目标，总体方案中分为近期、中期和远期。

近期目标：改善足球发展的环境和氛围，理顺足球管理体制，制定足球中长期发展规划，创新中国特色足球管理模式，形成足球事业与足球产业协调发展的格局。

中期目标：青少年足球人口大幅增加，职业联赛组织和竞赛水平达到亚洲一流，国家男足跻身亚洲前列，女足重返世界一流强队行列。

远期目标：中国足球实现全面发展，足球成为群众普遍参与的体育运动，全社会形成健康的足球文化；职业联赛组织和竞赛水平进入世界先进行列；积极申办国际足联男足世界杯；国家男足国际竞争力显著提升，进入世界强队行列。

评价

以“近期目标”来说，“改善环境和氛围”。平心而论，足改方案这五年周期的后期，中国足球可谓陷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狭义上的经济危机，与此引发的则是广义上的社会危机。

中甲中乙大批量的欠薪、欠税、解散、失业……几乎是把职业足球的根基破坏殆尽。

持续十年之久、特别是在近五年达到最高峰的顶层金元狂潮，将联赛生态整体的运营成本拉到了历史峰值，致使大量的民间中小资本退场，间接打击了足球人口的吸纳。

以“中期目标”来说，依托于举国体制的优势和基建的完备，中超和足协杯等国内赛事的承办水平已趋亚洲顶级、世界一流，中超上座率在这五年连续位于世界第六（场均观赛破24000人次），也是在这五年中超开始走向欧美、转播权卖遍全球。

但是男女足的各自目标均未实现：这五年男足连续折戟亚洲各级别青年赛事，青少年队伍近17次征战亚洲各级赛事只有2次闯进8强，1997年龄段国奥无缘东京奥运，2001年龄段国少更是25年来首次无缘亚青赛。

女足情况稍好，世界杯小组出线+进军东京奥运在望，特别是精神面貌自贾秀全上任后大有改观，确实可喜。不过，距离“重返世界一流”依然差距巨大，面对欧洲各国近五年普遍重视女足并快速崛起，中国女足的改革步伐要加快了。

以“远期目标”来说，申办世界杯这个愿望当前由于传统举报规则（同一大洲不可连续举办）的限制而阻力重重。但随着中国足球党委书记杜兆才在2019年正式成为国际足联理事（这是这五年中国足球最重要的外交胜利），以及2021世俱杯和2023亚洲杯举办权的收入囊中，斩获世界杯其实并非遥不可及的神话。

至于“国家男足国际竞争力显著提升，进入世界强队行列”这一条规划，笔者暂时不予评述………

规划二

调整改革中国足球协会

身为行业领导部门，中国足协一直以来的身份尴尬（官办机构与社会组织之惑），是中国各行各业对中国足球这个职业（领域）各种蔑视与误解的集合倾注点。

从现实情况取例，以已经累积达16亿人民币的中超外援调节费里为案，这外援调节费的安置目前就因为足协的身份问题而遇到困难。

既因为中国足协身为行政部门却没有收费许可证，又因为所谓的“足球发展基金会”受到国家《基金会管理条例》约束而不接受各俱乐部调节费名义上的“募捐”，而只能放在中超公司的户头——但这又因为足协自诩为商业社团，便又违背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中的财务转移规定……

所以巨额的外援调节费一直是个尴尬的烫手山芋。

在《总体方案》中，关于足协改革，大致可集中于这两条：

① 按照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原则调整组建中国足球协会，改变中国足球协会与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的组织构架。中国足球协会与体育总局脱钩，在内部机构设置、工作计划制定、财务和薪酬管理、人事管理、国际专业交流等方面拥有自主权。

② 中国足球协会不设行政级别，其领导机构的组成应当体现广泛代表性和专业性，由国务院体育行政部门代表、地方及行业足球协会代表、职业联赛组织代表、知名足球专业人士、社会人士和专家代表等组成。

评价

从事实出发，2019年8月末的中国足协换届、前上海国际港务集团党委书记陈戌源的上任主席，以及新一届足协执委班子史无前例地聘用了大批社会人士，这在落实方案精神方面是一项历史性的跨步。

从理论而言，中国足协和国家体育总局足管中心“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怪胎形态，已经得到了终结。

但是，同样是从事实出发，以陈戌源、刘奕为首的中国足协改革派虽然高调上台，不过民众期待的“戊戌变法”却始终没有等来。

足协新班子虽然在限制无血缘归化、遏制金元投资等措施上，有效地打击了旧制势力的既得利益——然而在现实中、尤其是面对重大突发社会事件时，足协仍旧无法摆脱体育总局的行政领导。

以近在眼前的案例为证，当前辽足俱乐部的生死存亡，由于其在东北足坛社会影响过大、各方利益盘根错节过深，自觉无力的中国足协已经被迫将“是否取缔辽足注册资格”的判官笔，递到了总局领导的手里。

同时，一个更为重要的议题：中超职业联盟，这个最能体现中国足球行政体制改革进程的机构，竟然依旧是镜花水月。哪怕筹办委员会早已确定，哪怕中国足球已经交出了中超公司的股份，但是职业联盟的挂牌和运营还是遥遥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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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联盟成立的难度之大、以及即使成立也会面临的内部掣肘之乱，笔者此前已经有过论述。保守派苦心经营十年的利益网，绝非一朝一夕的掀桌能推翻。

规划三

完善俱乐部运营模式

大致可细化为两条：

① 优化俱乐部股权结构。实行政府、企业、个人多元投资，鼓励俱乐部所在地政府以足球场馆等资源投资入股，形成合理的投资来源结构，推动实现俱乐部的地域化，鼓励具备条件的俱乐部逐步实现名称的非企业化。完善俱乐部法人治理结构，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立足长远，系统规划，努力打造百年俱乐部。

② 推动俱乐部形成合理的人才结构。制定俱乐部人才引进和薪酬管理规范，探索实行球队和球员薪金总额管理，有效防止球员身价虚高、无序竞争等问题。研究引进高水平外援名额限制等相关政策及决策机制，处理好外援引进与本土球员培养的关系。加强俱乐部劳动合同管理，严厉查处“阴阳合同”等违法行为，及时纠正欠薪行为。调整俱乐部运动员转会手续费政策，减轻俱乐部负担。

评价

除了前文已经提及的欠薪问题，这五年来同时凸显的俱乐部经营困境，就是地方政府和地方足协往往参与度过低，在危机面前存在踢皮球的懒政和严重的官僚主义。

这就导致了一些足球欠发达地区，始终面临着职业足球荒漠化的危机。典型的如安徽、湖南、宁夏、福建、四川。

也有部分地区存在官僚控制欲过强、致使资本权益收缩的现象，典型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职业足球困境。

至于俱乐部“去企业化”以及禁止异地转让，这一块在落实足改精神上倒是效率颇佳，值得点赞。当然了，也要辩证、科学地贯彻政策，切忌一刀切。务必要考虑可能带来的投资商权益受损而出逃的风险。